身份背景:

丹增群培，男，1944年出生，现年74岁，措美县当许社区村民，西藏民主改革前，丹增群培一家都是康木切庄园的“朗生”。

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岭间，弥漫着一层蓝色的晓雾，一抹朝霞染红了东方的天际，习习的晨风吹过纵深的河谷，送出瓦热藏布河响亮的水声。

沿着还未完成沥青浇筑的路面，一路没有颠簸就到了措美县。当许社区位于县城东北角，周围一栋栋新房拔地而起，吞噬着原本低矮破旧的房屋。

“扎西德勒”“请进”……领着我们进入家中的正是72岁的丹增群培老人。

头戴一顶黑色的大毡帽，黝黑的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略显沧桑；一身藏装十分整洁，颜色朴素但透露出新年的喜庆。

丹增群培从出生就是一名农奴，几十年来，他见证了旧西藏的苦难和新西藏的辉煌。

苦难中的追寻路

当许社区在民主改革前属于大农奴主、叛乱首脑之一的索康·旺清格勒。 一百多户农奴，每年都要派出一支庞大的乌拉队伍，跋山涉水，到拉萨供索康驱使；大批粮食，酥油和肉类用骡马帮驮进索康的仓库。而他们自己，衣不遮身，食不果腹，父子不能相见，夫妇不能团圆。农奴主血腥的统治把山河变成了人间地狱，残酷的剥削，使农奴生活猪狗不如。

如今的当许社区绝大部分土地在那个年代就属于康木切庄园。上天恩赐了这片土地丰富的草场资源，牛羊肥壮。但这一切，却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丹增群培的父亲拉旺只是这个庄园的一名朗生，以帮庄园主种地、放牧为生。

“每天天未亮，就要起床干活。”60年后，丹增群培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形。

一世为奴、世代为奴，农奴的孩子自然而然也难逃“厄运”。1944年，丹增群培一出生便成为了康木切庄园里的一名“小朗生”。

命运没有给他任何选择的机会，在他的记忆里，房子永远是漏风的，全家近10口人在地上挤成一排，没有被子盖，只能把各自的衣服或一些麻袋覆盖在身上，才能勉强御寒。人也是和牲口住在一起的，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牲口浓浓的粪便味。

从8岁开始，丹增群培就不得不给庄园主免费干活，直到14岁才正式算得上一名“领口粮”的朗生，每天能分得2勺糌粑。

“那时家里人口多，糌粑根本不够吃。于是，父母只好把分来的糌粑加水，调成糊状，分给大家。哪怕就是这样也不能够填饱肚子。” 丹增群培抹了抹眼泪，难掩心中的苦楚。

“为了能让全家吃饱，父母也经常会去挖一些‘苦玛’‘加苦’当野菜，煮给我们吃。” 丹增群培说。

冰雪为什么老不消融？

雄鸡何时才会报晓？

魔鬼为什么总缠着我们？

幸福时刻能不能来到！

在那个年代里，人们怀着焦渴的心情问天问地。

“‘加米军队’来了，大家就能吃饱穿暖了。” 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丹增群培听村里的老辈说。

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在当时无法考证，很多人选择了不相信，或者干脆就一笑而过。但对于13岁的“朗生”丹增群培却坚信不已并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找到他们，跟着“共产”走。

“加米军队”（解放军）在哪里？怎么找？在丹增群培心里犹如“一块糖”，吃不着，却时常惦记着。

一个初春的夜晚，丹增群培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。带着自己的2个小伙伴，冒着严寒顶着饥饿，翻越了聂龙唐和卡里拉两座雪山，来到了当时的县城哲古，想要寻找“共产”的下落。

天不遂人愿，“共产”没有找到，丹增群培一行反而被逮了回去。“当时和我一起出走的小僧弥桑旦更是遭到了寺院察巴的一顿毒打。” 丹增群培说。

“那时我一点也不害怕，反而寻找‘共产’的决心更加坚定。”丹增群培回忆到，“从那以后，我们还出逃过几次，但都始终没有找到‘共产’的消息。”

1959年3月10日，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。3月28日，中央政府发布命令，解散西藏地方政府。声势浩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在雪域高原蓬勃开展，维系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土崩瓦解。

三月的当许，冰雪尚未融合。丹增群培在寒风中打了一个颤，加快了去往庄园干活的步伐，他知道快走身体才能暖和起来。

“站住”“别动”……丹增群培虽没有听懂意思，但他知道是在喊他。慢慢回过头，他看见了一群穿着“汉装”（军装）的人。

当时哲古一带，匪患猖獗，时常抢劫群众家中粮食和牲畜，更严重的还杀人放火，沿线群众无不“谈匪色变”。

经过半小时的枪战，匪徒被一一击毙，枪声也停了下来。此刻，丹增群培从翻译那里得知这就是他多次寻找未果的“加米军队”。

曾经千百次在梦中出现的场景一下变成了现实，此时的丹增群培反而显得手足无措。

“由于解放军还要前往隆子、错那，只在村里待了三天。”临行前，丹增群培主动申请为解放军带路。

“为了我的安全，一路上我被解放军安排在部队的中间。在走了一天后，我被安排回到了当许，解放军还给了我几个‘大洋’。”

“跟着解放军我还学会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汉字‘路’。”丹增群培老人依然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事情。

虽然丹增群培没能一直跟着解放军走，但此时的他，心里那条路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。

重生后的奋斗路

世上的路有千千万，最难忘的是那心中的路。它是希望，它是追求，它是生活永恒的召唤和归属。

不久后，解放军回来了。不但回来了，而且还为农奴们分到了土地、牲畜和房屋。

“当时我们家分了15亩土地，牛羊等牲畜30头，还有6间房子……” 丹增群培笑着说到，“那时候，我才真的相信，解放了！好日子来了！”

1959年10月，大家第一次兴高采烈地高高举起了手，行使他们翻身做主的权利，选出了农民协会筹委会。

丹增群培说：“我也被选举成为了农民协会筹委会的治保主任。”

农奴也能当官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，如今却成为了现实。更让丹增群培终生引以为傲的是，1962年，他正式加入共产党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
同年，丹增群培最小的弟弟出生，父亲拉旺给他取名金珠，以此纪念。

自治区成立后，当许建立了人民公社。丹增群培成为了生产队长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全队155人卯足干劲，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。

“当时，别的生产队可能就是勉强够吃。但我们红旗队还有富余。” 丹增群培说，“剩下来的，我们还会主动上交国家。”

80年代初，“土地下户”，当许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改革大潮在这片土地上风起云涌，昔日农奴的后代们，为过上好日子，纷纷甩开臂膀干。

拥有肥沃土地的当许村，土地下户后，产量不断提高。丹增群培脑筋转得快，时常用驴马驮着家里富余的青稞到哲古换牛羊皮，再用牛羊皮去洛扎换一些木材和玻璃。再加之，自己会石匠的手艺，经常能接到活，赚点“外快”。

“当时一天的工资只有5毛钱，帮政府干活工资要高一点，一天有9毛钱。” 丹增群培笑着说到。

事实证明，只要肯干，只要跟着党走，就永远穷不了。1986年，丹增群培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二层小楼。

“以前我们家的房子是庄园主的羊圈，虽然中途翻新过几次，但条件还是太差了。”在丹增群培印象中，新房和老房最大的差别就是，“新房窗户用上了玻璃，早上一起来打开窗户，阳光就能照射到屋里。”

有了阳光，心里就有了希望。“我们曾经是农奴，是毛主席和共产党解放了我们，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份恩情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，党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这是丹增群培的父亲拉旺生前经常教导他的一句话。

“党的恩情永远还不完，眼下就是要把日子过好、过幸福。”90年代初，丹增群培再次发挥出自己的“聪明才智”，在村里办起了铁器加工作坊。

从县里低价收购一些油桶等废铜烂铁，再炼制成铁盆、铁锅和火炉等生活器具，卖给周边需要的群众。

一时间，丹增群培成了村子里赫赫有名的“万元户”。

在丹增群培的帮助下，小女儿措珍开起了茶馆，儿子金珠尼玛买起了车，跑起了运输。

“过程虽然艰辛，但日子终究过好了。”回忆起那段岁月，丹增群培感叹不已。

辉煌中的幸福路

共产党来了苦变甜，幸福地歌儿唱起来……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，如今当许社区家家户户住楼房、穿新衣、吃美食、有存款。

“我们的日子比蜜还甜！” 群众由衷地说到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当许社区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：国家投资2.4亿元的光伏电站即将投入使用，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。2018年社区经济总收入2515.23万元，人均收入10600元；社区建档立卡户98户251人全部脱贫。

走进当许社区，一条长长的沥青大道从县城的主干道蔓延到每户农家院外。周边一排排白杨树哪怕在初春的早晨依然挺拔傲立，院内鲜红的五星红旗高挂屋顶，格外显眼。街巷里，人们围桌而坐，相谈甚欢。

2011年，丹增群培花30多万元建起了属于他的第三套楼。“房子有500多个平米，有厨房、卧室、客厅还有一个温室，闲暇时自己还可以种点蔬菜。”

2015年，措美县城重新规划，丹增群培老人的住房纳入拆迁范畴。“入住不到2年，虽然可惜，但只要组织需要，我们就愿意搬。” 丹增群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，也证明了对党的恩情永远不忘。

如今，丹增群培老人和自己的小女儿住在属于他的第四套房里。家里四世同堂，全家共计73人，其中党员17人，公职人员14人，大学生18人。

院内两辆白色的小车格外的显眼。“现在小车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物件了，家家户户都能买得起。” 丹增群培不以为然地说到。

学校书声琅琅，从当许社区上学走路也不超过5分钟。 “现在家里条件好了，我也时常教育孩子们必须要好好读书，只有读书才能有出息，才能更好地报答党的恩情、回报社会。”丹增群培说。

纵观当许社区短短几十年，跨越上千年的历史，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，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。措美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扎桑说：“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当许社区，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，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。”

三月的措美，万物复苏，群众开始播种新希望。一个个新项目即将开工，一件件惠民利民政策即将落实……我们仿佛看到了当许社区更加辉煌的明天。